吸引外資,印尼推《綜合法案》恐為勞動法史上最大爭議修正 (二)


疫情肆虐下勞工的噤聲

2月12日佐科威政府正式向國會遞交草案,一直到今年7-8月才有比較大型的抗議活動。
原因為何?

主要印尼的確診人數一下子從個位數攀升到東南亞最高,印尼不得已下實施擴大社會限制(PSBB)的防疫措施,禁止大型集會活動、只允許特定企業申請繼續營運,其餘在家工作(WFH)。

消費者的行動受限、導致店家、商場關門,工廠也因沒有訂單需求暫時關廠。根據勞工部的統計,疫情流行導致350萬人在家待命(di rumahkan)或被解雇(PHK),民間預估實際上大於這個數字許多。

疫情對於企業的衝擊連勞工局(Disnaker)都嚇到,在這個時候只要公司持續聘請員工,不論狀態是合約或是正式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連市政府按照流程遞交的產業基本工資(UMSK)調整案,省政府都回函「請再商榷,否則後果自負」。(雖然最後仍屈從工會的壓力下於9月通過提案)

許多員工也都會看勢頭,好不容易能在疫情期間保住工作,在害怕失業的恐懼下,能夠維持現況,持續有一份收入就相當感激了。另一方面,大規模的集會無法保持身體距離(jaga jara)也很容易成為防疫破口。

工會的抗議行動並不像以往具有相當大的串聯與影響能力,雷聲大、雨點小。

印尼工人工會聯合會(KSPI)表示,如果將勞動相關規定從《綜合法案》中刪除,將會支持《綜合法案》通過。同時間,政府單位也表示,法案修訂時都有勞工團體代表的加入,願意將各界聲音列入問題清單中討論(DIM)。雙方都認為自己代表著一定基礎的勞工民意,但可想勞工的心情肯定五味雜陳,夾雜在疫情及法案之間。

疫情使得全世界經濟都低迷,印尼也連兩季GDP為負數。財政部長 Sri Mulyani Indrawati日前下調全年GDP預測 -1.7%至-0.6%,希望第四季經濟成長可趨於0,明年則維持4%-5%的預測。專業集團黨(Golkar)國會議員 Ace Hasan 就表示,當前有幾個國家因疫情經歷了經濟衰退,因此印尼必須採取的解決方案就是完成《綜合法案》,增加競爭力以及就業人數。這是佐科威政府通過《綜合法案》的好時機,他剛好可以藉此端出牛肉解決疫情下嚴重的失業問題,並讓民眾一同期待明年經濟快速從疫情中復甦過來。

印尼國會預計於10月8日將通過《綜合法案》

綜合法案草案與現行勞工法差異

工會擔心《綜合法案》對於勞動條件的惡化在於:

1.最低工資降低:

依據2015年第78號法規以及勞工法第89條,基本工資除了省基本工資(UMP)外,考量到生活水準(KHL)不同,各城市的工資委員會須訂定各市基本工資(UMK)以及產業基本工資(UMSK)。以西爪哇省的基本工資來說,最高的Kabupaten Karawang跟最低的Kota Banjar基本工資就差了250%、同城市內產業間最高跟最低的也有17%的差距。

未來最低工資標準將只訂定省基本工資(UMP)、勞力密集企業基本工資及中小型企業基本工資,回歸企業自行訂定公司內部的薪資政策。預期印尼整體的平均收入將下降。對於勞工來說,收入可能會跟不上物價水平與家庭花費,變得無法扶養家庭,或是促使雙薪家庭的出現,如此一來面對的則是家庭結構組成的變化。

2. 薪資調幅計算方式變更 :

站在考量生活水準的立場上,現行的調薪指數計算包含GDP跟通貨膨脹,然而在《綜合法案》中薪資調幅指數修改,不計算通貨膨脹指數,而是改採計經濟成長。

3.削減資遣費:

依據勞工法第161至167條,過去不論「解雇」或是「資遣」事由,公司都必須給付一定額度的資遣費。鉅額的資遣費也是各公司人力成本的痛點,導致許多公司走在灰色地帶不聘用正式員工。《綜合法案》取消了因違反公司規定受一定等級警告信(SP)被解雇的資遣費(Uang pesangon )給付,包括因公司所有權變更、公司虧損兩年破產等資遣事由也一併免除。此外也取消了員工死亡後,公司對於繼承人給付資遣費的義務。

資遣費計算的基準上,則取消了服務年資金(Uang penghargaan masa kerja)最高的計算上限,即服務24年公司必須給予相等10個月的月薪。也取消了權益補償金(Uang penggantian hak),該金額為15%的資遣費加上服務年資金外,還有回到原招聘地點移動、住房、特休未休等的補償。

4.外包工人解禁:

勞工法第64條及65條對於外包工人有嚴格的規定,只有非與生產相關,主要營業行為分開、具支援性質的工作崗位才能夠外包,例如:清潔、警衛保安、運輸、餐飲等。 《綜合法案》再擴大外包臨時工的適用範圍,包括兼職及全職工作,都可以更自由的使用外包勞工。

5.非典就業擴大

《綜合法案》恐令雇主給予勞工無限期的合約的空間。勞工法第59條有關特定時間工作協議(PKWT)也就是合約工作出規定,包括使用合約工的適用範圍以及合約的期限。可以使用合約工的工作類別包括一次性或暫時性、三年內可以完成、季節性工作、新產品或是尚在試驗階段的工作等規範。工作時間1次合約最長2年,且只能延長1次、期限為1年,總計2次3年的合約期。在合約工規範外的都必須是永久員工或是自動成為正式工。

然而《綜合法案》中並無相關的規定,公司可自行定義職務完成所需時間長短訂定合約期間,可能使公司內充斥著合約工,勞資之間的關係變得不對等。

支持者表示,現行勞工法規定3年的合約期不合理,因為勞工可能會還沒有完成工作任務,會再跟公司協議完成時間。放寬合約工的使用原則會更加靈活彈性,此外,合約結束時雇主也會給予員工補償,保障員工的福利:「放寬合約工不表示沒有人可以成為正式工。

《綜合法案》也為勞工拋出兩項利多,包括:

1.失業保障:

《綜合法案》內規劃了勞工失業保障(Jaminan kehilangan pekerjaan)。過去政府把失業的風險都轉嫁給公司,故要求公司需要給付高額的資遣費以維護勞工失業後的生活。

近年來印尼逐步完成了社會安全制度,凸顯了政府的作用,包括工作意外險(JKK)、死亡險(JKM)、老年保險(JHT)、健康保險(JamKes)、退休險(JP)。勞工失業保險(JKP)將納入社會安全制度的一環,其服務包括:失業一段期間的現金給付福利、職業介紹和職業安置,讓失業的勞工在失業期間仍然可以維持生活甚至透過職業培訓增進自己的工作技能。

2.年終獎金:

勞工法上對於薪資保障為12個月月薪加上1個月的宗教節日獎金(THR)總計13個月月薪。針對年終獎金(Bonus)並無法定,留待公司在公司規定(PP)或是集體工作協議(CLA)中自行訂定。然而在《綜合法案》中針對大型公司有年終獎金發放與計算的標準,希望利用年終獎金來彌補資遣費的削減。年終獎金的計算不是依據企業的營收決定,而是勞工在公司工作時間的長短,亦即年資決定。工作3年以下的年終獎金是1個月,年資3至6年是2個月,以此類推最高工作12年以上的勞工可獲得5個月的年終獎金。

印尼雇主協會(Apindo)代表則反對,認為政府應該律定哪種類型產業的員工可以獲得,因比起辦公室只有幾個人的貿易公司來說,勞力密集產業員工數相當高,若每年給予5個月的獎金將是相當大的支出。如果公司營運狀況不佳,可能會危及公司的財務狀況,變相導致公司裁員或是陷入非典就業的循環。

困難的抉擇抑或是社會的轉型

隨著《綜合法案》官方即將討論完成,工會也計畫採取更激進的行動。印尼工會聯合會(KSPI)就計劃於2020年10月6日至2020年10月8日發起連續三天的全國大罷工,將號召25個省、300個地區數千家公司約500萬名勞工參與。抗議地點除了獨立宮、雅加達國會、經濟協調部辦公室、勞工部辦公室等中央機關,也包含以及各地省政府、議會等,呼籲工會成員「停止生產活動、放下手邊工作、到指定點集合」

然而也有工會採取體制內遊說。全國工人工會聯合會(KSPN)就表示,由於疫情的關係將不會參與全國罷工,但透過研究、遊說與參與聽證會來監督法案是否符合勞工與會員們的期待。

疫情影響之下又受到失業威脅的雙重夾擊,勞工焦慮的是失去生活的控制感以及無安全感。企業此時也在夾縫中求生存,皆希望此時此刻能夠有穩定、支持的營運環境。

長期以來,缺乏周全思考、配套措施以及充分溝通的政府法令是無法落實施政以及取信於民的主因。如同時至今日,印尼各地仍然對於Covid-19病毒有諸多鄉間傳言,導致無法有效控制疫情。以這次《綜合法案》來說,許多勞工不清楚自己的權益會如何影響,也不知道政府會採取哪方面的措施予以保障。工會政治深入底層,反對方常會提供偏頗、扭曲的訊息。勞工容易因為資訊不對等而被搧動,轉而訴求街頭行動。依據過去經驗,處於貧窮情境下認為已無退路的民眾,常是街頭運動中激進的抗爭者。

印尼民眾太習慣非黑即白式的思考。政府應該加強宣導與教育,說明如何透過制度性的監察來確保企業能夠遵守勞動法令,使得《綜合法案》並非成為削減勞工權利的絆腳石。

對於企業的角度來說,過去所被詬病的是生產效率與薪資成長的不對等以及資遣費過度不合理。生產效率的提升有賴於國家提升教育水準以及加強職業教育,使企業聚焦於在職教育(OJT)提升工作技能,而非倚賴企業重新提供基礎教育,才能有助於人力資源素質的提升

現況已有社會安全體系保障經濟生活,可以確保員工發生意外事件、緊急危難、退休、失業時能夠維持最低生活安全。國家角色漸明確後,企業應退於市場,純粹回到企業社會責任永續經營、利潤分享、人才吸引留任的角度去規劃各公司的人力資源政策

《綜合法案》或許是印尼經濟轉型的里程碑。但涉及的不僅是勞工或是企業、權貴的利益。當印尼確定加入全球製造供應鏈的一員的同時,也意味著社會轉型的壓力。這涉及長期以來的官僚體制、生活文化,甚至是人民思維的意識形態改變。絕不可趁疫情期間強渡關山,仍需不斷的與勞工團體對話、溝通以尋求共識。



前些日子與中產階級友人談到此次《綜合法案》的看法,他說:「我相信佐科威,因為他不只是站在企業或是勞工的立場,他是為印尼長遠做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