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資印尼痛點：過高的勞動成本
印尼曾在1980年代由總統蘇哈托引領的「發展主義」下，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以及開放外資，使得外商企業開始進入印尼帶動印尼的經濟發展與繁榮景象。印尼新秩序下的產物No.13 2003年勞工法，被認為是擺脫過去社會主義式的意識形態，置換為新自由主義的觀點，開始引進如外包、合約工等制度，讓勞動力使用更加彈性，試圖在勞工以及企業之間尋找平衡點。但是整體而言，多數企業仍認為印尼的勞工成本仍然相當高。
2005年駐印尼代表處就曾撰文， 印尼勞工問題阻礙外國人投資，主因是不友善的勞動法相較於鄰近國家常導致投資者付出額外的人力成本。由於缺乏行政效率及腐敗的官僚體制，雅加達政治權貴把社會保障、福利、經濟發展、訓練甚至是物價通膨的責任轉嫁到具有資金的公司身上，而並未思考如何解決民生等社會問題。另一方面，民主化時代、勞工運動泛政治化的情境下，印尼四大聯盟工會握有龐大的選票與談判力道，加上工會背景的勞工部長、國會議員走入體制，導致整體的政策偏向維護勞工權益。
每年11、12月協商基本工資是工會運動的旺盛季節，工業區中常可見到勞工罷工場景。工會成員甚至會成群騎著機車呼嘯進工業區，要求公司員工不得工作、必須要加入罷工行列，聯盟工會的政治動員實力深入到各家公司。首當其衝是早已在印尼設立製造廠許久的日本、韓國公司，甚至曾發生工會至大使館抗議的事件。居高不下的隱形成本讓有些公司不得已從工業區中撤資。2012-2013間西爪哇 karwang工業區就曾發生公司基本工資上漲60%情況。直到2015年政府立法固定調薪公式後，薪資調漲才開始具有統計數據基礎，勞資雙方的談判桌逐漸從工業區道路搬進最低工資委員會。
依據筆者統計2011年至2018年間35場大規模工會抗爭的訴求議題，就有9場附帶社會保障制度、燃油補貼、電價、物價等訴求，正當化要求企業上漲基本工資以因應最低生活水準，即政府無法解決的，反倒期待企業來解決。
與鄰近國家相較較高的勞動成本，使得印尼似乎不再吸引外資。如何改善投資環境的呼聲早行之有年。
中美貿易戰：印尼投資環境的總體檢
近年來，在素有「建設總統」佐科威的領導下，自2014年祭出一系列的經濟政策方案，包括提供經濟特區、設立投資協調委員會(BKPM)、投資優惠政策吸引外資並補強港口、機場、高速公路、鐵路等基礎建設，希望改善環境排除投資障礙。在中國的勞工成本漸高的情形下，許多公司早已南向尋找更便宜的替代。印尼因人口第4大國、東南亞的第一大經濟體，人口年齡中位數僅為29歲，潛在的勞動力優勢及龐大內需市場下連續9年GDP成長平均都是5%以上，投資印尼再度成為火熱話題。目前能夠在印尼立足的外商企業，早就適應勞動議題並有應對策略，即使付出較高的人力成本，但看到是其背後的內需及東協市場下還是繼續留在印尼深耕。
例如現代汽車（Hyundai Motor）去年宣布投資15.5億美元，計畫在GIIC工業區設立製造廠、預計2021年正式投產，相關供應鏈預計為當地創造大量就業機會。
對於佐科威來說，中美貿易戰不啻是第一次的投資者考試。有沒有辦法吸納出走中國的外資，就是對於投資環境的總體檢。許多公司將製造工廠遷出中國避免受影響，但即使印尼有潛在人口紅利及龐大市場，卻非投資者的第一選擇。2018年世界銀行報告指出，繁雜的法令及高成本的勞動力讓投資者趨之若鶩，移出的33家公司沒有人選在印尼落腳。全球生產供應鏈的遷移邏輯就是逐技術高、教育高、工資低之地而居。
有鑑於此，總統佐科威在其第二任總統之就職典禮上提及未來五年的任務之一，便是要簡化所有投資障礙的法令，頒布《創造就業綜合法案》(RUU Cipta Kerja，簡稱綜合法案)。針對包括勞工法在內的79條影響投資的法律進行檢視與修訂。目標2045年要達成全球前5大經濟體、每月人均2700萬印尼盾、國內生產總值達7萬億美元的目標。
如果犧牲個人勞動條件來換取國家大量就業機會 你願意嗎？
2020年2月12日，政府向國會提交了《綜合法案》草案，原先預計100天內討論完畢，現在時程則延至9月底，並希望10月休會前批准。
該法案目標如其名，便是鼓勵投資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促進國民經濟增長。說佐科威背後有凱恩斯的影子一點也不為過。佐科威欲透過國家介入來大規模吸引外資、增加公共建設來推升投資金額，讓就業人數可以增加，所得上升後再透過消費來維持生產。如同印尼中央統計局(BPS)指出，印尼每年勞動人數增加255萬人。為了增加就業機會，政府必須要刺激經濟成長，經濟每成長1%約可吸收30-35萬勞工，所以每年經濟成長至少必須超過6%。若要時要如此的經濟成長，那至少需要4800兆印尼盾的投資。
以增加就業機會作為改善貧富差距解方是佐科威擔任第一任印尼總統以來的施政方針。
企業及雇主團體例如印尼雇主協會(Apindo)相當滿意《綜合法案》的草案，認為並非偏袒企業家，而是使20年來的勞動法令達到雙方的公平點，將使印尼再度繁榮。
但工會與學生團體一致反對《綜合法案》草案，認為該法案明顯犧牲勞工權益、以勞動條件來換取就業機會。例如，無限制的定期契約及外包，將使大規模的勞動力轉為非典型雇用。
即便目前勞工法對於外包制度與契約工晉用有嚴格的規定，但在勞動監察員不足情形下，依據中央統計局（BPS）指出，目前非典型就業的工人的比例達到7408萬，佔總工作人口的57％，開放後將造成更大量的非典型雇用。
印尼科學研究院（LIPI）研究員Pihri Buhaerah指出「綜合法案」的矛盾點：
第一，非正規就業將會降低家庭生活消費水準，況且收入占GDP成長的勞動份額比率仍低於40%。
第二，要求符合生活水準的基本工資是合理的，因為一個國家進入工業化階段時，對於工資的需求也會上升。
第三，降低工資可能會使消費力下降、導致企業生產產品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減少的負面循環。
第四，中大型企業的人事成本占淨利比11%，工資並非影響企業減少雇用的影響因素。
四大工會聯盟之一印尼工人聯盟(KASBI)主席Nining表示，若通過《綜合法案》將會是世代相傳的負擔。未來一代的工人，進入職場後將面臨合約制的不確定性，在惡劣的勞動條件下被剝削，勞資關係也更加不對等。法案背後也預示著未來貧富差距會加大，擁有良好教育水平出身的勞工擁有專業技能獲得保障，而無法進入良好教育的勞工將會持續處於不確定性的工作身分。
媒體創意產業工會會長Ikhsan甚至將《綜合法案》比擬成為荷蘭殖民時期的《苦力法》( Koeli Ordonantie)，該法雖然宣稱將勞動規則法制化，但卻是為了讓種植園主得到保障且取得便宜的勞動力，等於是現代奴隸制。
